分付还款怎么还
发布日期：2025-06-25 06:57 点击次数：118
最近，有件事在全网炸开了锅。
湖北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
号称，为大量母亲提供工时短、灵活性强、能居家上班的弹性工作岗位。
「方便宝妈们边带娃边工作。」
消息一出，全网沸腾。
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
人们纷纷指责，这一岗位忽视了父亲的抚养义务，只会让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就业情况越来越糟糕。
鱼叔也深以为然。
而且，实际上，这样的戏码早已上演过，结局也有目共睹。
今天回看，也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
韩剧《残酷的实习生》中，女主本是资深职场人。
但因婚后离职，专心育儿，有长达7年的空窗期，再难回归职场。
上司主动提出「关怀措施」，给予「弹性实习机会」，安排轻任务、半工时。
和湖北的「妈妈岗」如出一辙。
初看是好的。
有了工作，又不必太劳碌，还能抽出时间照顾孩子。
但，时间久了，带来的问题是：
工作能力不被认可，也没机会施展，升职机会完全被封锁；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身为母亲的价值感被剥夺后，很难再在职场上找回主场。
职位可有可无，工资也少得可怜。
没了经济大权，家庭地位也堪忧。
和丈夫吵架后也不敢离开，因为根本难以独立。
这一连串问题，恰恰是不满「妈妈岗」的人所担心的。
现实中，也有过先例。
1972年，日本出台《勤劳妇人福祉法》，对从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生育休假等提供法律依据。
就很像现在的「妈妈岗」式政策。
名义上是对女性的保护性政策，但实则建立在女性优先家庭的基础上。
这导致当年日本职场上大多女性从事的都是端茶倒水、打印文件等杂活，或是最基础的文员工作。
短期看，确实缓解了劳动力缺口，一解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
可长期后果是，贫困女性人数大规模增长。
尤其是独自抚养孩子或老人的单身女子，为维持生计，只得同时打多份工。
很多女职员因为身处公司最底层，还要承受职场性骚扰。
家庭中，男性的经济负担也相应加重，出现过劳死、自杀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80年代初一部爆火的日剧《回忆制造》，反映出当时女性的普遍困境。
越来越多适龄女性恐于进入婚姻，因为她们深知，成为妻子、母亲，几乎等同于自我放弃。
但即便有心耕耘事业，职场又始终将女性拒之门外。
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风俗业的出现和壮大。
1985年的电影《爱的旅馆》就侧面展现了彼时严重失衡的职场环境，如何催生性产业繁荣的社会现实。
年轻的应召女郎，是出身不佳、教育断裂、社会保障缺位后，自然滑入性产业的可怜女性。
而片中的男主，也就是她的客户，是在泡沫经济前期，工作受挫，无力负担养家重任，欠下黑帮高利贷。
她的妻子也因此遭黑帮强暴。
重重打击让他不堪重负，干脆自暴自弃决定自杀，并在自杀前找了应召女。
片中个人的不幸和孤独背后，是时代的悲歌。
近半个世纪已然过去。
时至今日，国内还是出现了「妈妈岗 」？
不可否认，初衷或许是善意的。
它正是关注到了，相比男性，女性在现实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的现实。
尤其是育儿期女性面临的职业中断、再就业困难等问题。
所以才会特意针对女性，提供岗位，鼓励回归，帮助其找回社会功能。
日本NHK的纪录片《密室的防攻·男女雇佣均等法背后》也揭示，日本当年制定类似政策时，立法者内部也有过激烈争执。
只是因为就业等现实问题过于突出，保守势力也过于强硬，最终才妥协在这样一个貌似平衡、务实的结果上。
当然，其中的问题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政策设计考虑的，主要还是社会的现实用工需求，而非女性群体的主体需求和长期的发展权益。
预设的，还是传统的性别角色。
因此忽视了，这样的政策强化了母职标签。
将养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到母亲身上，也会让女性长期陷入无晋升、底薪的可有可无的边缘带。
还淡化了男性的育儿责任，固化了男性在就业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相较之下，像上海、陕西等地使用的「生育友好岗」说法，就更为合理、谨慎。
当然，单是名称的改变也无法直接撬动不平衡现状。
就像之前曾掀起讨论的产假政策。
很多人提议为打破女性「丧偶育儿」的困境，应当推行夫妻同休产假。
官方也给出了积极回应。
但这又引起很多人的质疑。
不少人觉得，哪怕政策进步，太多家庭观念也很难及时跟进。
唯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是同休产假，结果是丈夫在家休息，妻子不仅要照顾小孩，还要照顾丈夫。
解决女性职场困境问题，本就无法依赖单一政策。
日本在出台《勤劳妇人福祉法》后直至80年代中期，弊端尽显。
在国际趋势和女性群体诉求的推动下，1986年又实施了改进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确保在招聘、晋升、培训等就业环节中，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也对女性劳动者在孕期、产期等特殊时期提供特别保护，禁止因生育等原因辞退女性职员。
后续又有各种政策的出台和跟进。
1992年有《育儿休假法》，规定男女皆可休育儿假。
2006年修改《均等法》，增加了「禁止间接性别歧视」的条款，禁止那些表面性别中立但实则对女性不利的规定，比如身高、体重要求等。
还有其他配套机制不断完善，比如企业女性比例改革，育儿津贴与福利扩充，以及女性产假后的复职支持等等。
不只是日本，其他国家也都是相似的。
德国父母同休假，还可领取共同育儿津贴。
新加坡有月度津贴、托育补贴等。
还有像北欧国家，有男性12月育儿假+收入保障+社会托育普及。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一位母亲到芬兰后，原本很担心这一身份带来诸多不便。
结果被告知，「在这边妈妈是最大的。」
虽然国情有异，但足以说明，我们无法靠一个新的岗位扫空职场女性的烦忧。
即使将妈妈岗改为父母岗，如果配套机制跟不上，男性育儿假不足，职场评价体系不变，依然可能还是原地打转。
多项政策与社会观念、财政激励、家庭结构协同推进才有可能打破僵局。
日剧《如虎添翼》里也揭示了，真正打破职场女性困局的，不只是政策条文。
而是越来越多拥有亲身经验的知识女性，走进了政界、法界。
将切身的苦恼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
当然，职场不公问题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未竟的事业。
很多旧有观念依然积重难返，大量女性仍陷于家庭和职场的泥沼中。
更遑论经济下行，很多企业都自身难保时，普通职场女性的处境又雪上加霜。
很多女性因为担心失业，怀孕后正常休假也会诚惶诚恐。
疫情期间，日本社会就暴露出很多问题，一度重蹈历史覆辙。
因为疫情波及到的服务业中，女性临时工占比很大，太多女性被迫失业。
很多经济情况本就不好的女性，被迫进入风俗行业。
女性自杀率也急剧上升。
因为很多家庭收入锐减，家庭主妇也被迫出门找工作。
找到的还是类似「妈妈岗」的廉价零工。
即便比男性的工作量小，但因为完全承担了育儿任务，也大都不堪重负。
这也不仅仅是丈夫个人的问题，更有社会观念的束缚。
NHK的纪录片《女性的控诉：收入减少与影子工作》呈现了疫情期间同时居家办公的一对夫妻的生活状况。
妻子负责带娃、给全家做饭，还要工作。
每天都精力透支，因为睡眠不足头疼，止痛药都成了必需品。
丈夫哪怕有心分担，也无力参与。
因为他的上司默认他家里有妻子带娃，还抱着「男性工作能力更强」「男人就该工作养家」这种过时观念，给丈夫超负荷的工作任务，让他无法脱身。
显然，这样的情况也不限于一时一地。
所以说到底，直面这种种不公事实，做出真正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不过，如果名字都懒得改，注定只会永远原地踏步。
先把错的称呼改掉，才能让对的观念生根发芽。
至少别一错再错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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